【冰点特稿】:一所学校的公民实验(组图),,

【冰点特稿】:一所学校的公民实验(组图),,

2018-01-18 03:28 作者:小编

一个学生举着印有候选人姓名的糖果。

每月一次由校长参加的学生会例会现场。

12月24日圣诞节,李庆明打扮成圣诞老人在校门口鞠躬,发糖。

悼念仪式现场。

竞选现场。

竞选现场。

和马丁·路德·金一样,黄浩芃的竞选演讲主题,同样是“我有一个梦想”。

但不同的是,这个14岁男生的梦想,只是成为深圳市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的学生自主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学生会”)主席。

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年末,他已经梦想成真。学校里,随处可见这个新任学生会主席的大幅海报。海报上,这个戴着眼镜、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八年级学生,正高举右手,做出一个挥拳的动作。

这张获胜者的海报,只是这所拥有某种独特气质的学校的一个缩影,还有更多让人惊讶的事情,正持续不断地发生着。

在这里,每年的10月15日~11月15日,是约定俗成的“竞选月”。学生会的主席要经过班级、年级到学校的层层公开选举,然后由全校1800多名学生选民投票产生。一个见证过“竞选月”全过程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说:“这和美国总统大选没有太大的差别。”

在这里,学生会的主席有权组织自己的“内阁”。在每月一次的校长例会上,他和“内阁成员”们将对学校的公共事务提出意见和建议,校长会一一记录,然后当面解释,或立刻作出整改。

在这里,有一个40多人组成的学生记者团,成员遍布每个班级。在每周一的早会上,他们能够通过广播站,对教师甚至校长本人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。

最有代表性的场景是,只要没有特殊原因,学校的校长一定风雨无阻地站在校门口向学生鞠躬,并要求学生也对他鞠躬还礼。

5年多来,这所坐落于深圳市著名富人区“华侨城”中,被每平方米6.5万元的豪宅、种满名贵花木的园林和高尔夫俱乐部环绕的公立九年一贯制学校里,50岁的校长李庆明,正致力于向下一代推行他的公民教育主张。

“我们要挖掘每个孩子身上的潜质。但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,也没有关系,他可以当一个好公民。”李庆明说。

“如果我漠视自己的权利,不对身边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,那是我的错”

李庆明培养“好公民”的第一个努力,是让孩子们学会选举。

他从2004年开始推行学生竞选制度。刚开始,他只选择了一个四年级班级作为试点,但效果“出人意料的好”,于是第二年,他便把竞选推广到整所学校。

每年10月15日~11月15日,是学校雷打不动的“竞选月”。小到每个班级的班长,大到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、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,都由学生选举产生,每人一票。

李庆明和教师一起,为“竞选月”确定了严格的程序和制度。一届学生会主席的选举,先要通过班级海选和年级海选,从高、中、低年级各选出两名候选人;然后,在全校的竞选大会上,6名候选人要经历演讲、才艺展示、公开辩论、回答选民提问等各个环节;最后,经过全校1800多名学生的几轮投票,选出获胜者。

选举章程规定,任期一年后,主席自动离职。学校还专门成立了一个“公证小组”,负责监督选举过程以及计票。这个机构的成员,通常由已经卸任的学生会成员担任。

一个叫孙晓峰的学生,连续参加了4年竞选,并在2008年成功当选学生会主席。一年后,他离职,却拒绝了进入“公证小组”。

“我承认,自己是有私心的,”这个前学生会主席解释自己的动机,“我知道哪些学生更适合进入学生会,但这种判断,会影响我在公正小组的工作,这样对其他候选人是很不公平的。所以,我宁可放弃这个职位,让所有人都在一个公正中立的环境里竞选。”

在竞选过程中,孙晓峰给李庆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从2005年到2008年,孙晓峰连续参加了三四年竞选,虽然屡战屡败,却始终不放弃。

第一次参选,他比第一名少了600多票。但就在宣布结果时,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,在演讲台上,这个五年级男生非常有风度地向自己的对手握手表示祝贺。但走下台后,他却躲到角落里,抹起眼泪。

曾有人问过孙晓峰:“如果有一个机会让你竞选“华侨城”社区的人大代表,你会怎么做?”这个15岁的中学生考虑了几分钟,便说出了如下答案:先是走访社区的各户居民,了解他们的需求,然后再告诉选民们,如果自己当选了,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。在选举的宣传上,他会在社区各处张贴自己的宣传海报,然后定期举行竞选演讲,并且和“智囊团”一起,为自己的选举确定一个系统的,能够持之以恒的方案。

“公务员就应该为公民服务,如果没有做好,那是他的错,但如果我漠视自己的权利,不对身边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,那是我的错。如果大家都漠视了,这个社会怎么能进步?”经过4年的竞选洗礼,这个嘴角刚冒出稀疏胡楂儿的九年级学生已经对公民、权利这些字眼非常熟稔。

“一颗娇嫩的自由民主的种籽,已经植入你我的心中”

这更像是一场发生在少年间的选战。

为了获胜,候选的学生开始学习如何动员身边一切资源。父母和家人是首要支持者。他们会和孩子一起学习各种才艺,帮助孩子修改演讲稿、准备公开辩论的题目、纠正他们的演讲姿势。

每个候选人都有自己的“智囊团”,并在宣传上各出奇招。有人在糖果上印上自己的名字,然后到各个班级去散发;有人带着助手,在操场上抬着自己的大幅海报转圈,还喊着整齐的口号;甚至有家长在学校周围升起10多个大气球,气球下方的横幅上写着孩子的名字,号召选民投他一票。

当然,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,每个人都会强调同一个口号:“为同学们服务。”这是由校长确定的主题。

黄浩芃依然记得初次登台参加竞选时那种“紧张感”。在此之前,他是个内向的男生,虽然成绩一直很好,但他很少在公共场合说话,也从来没有当过班干部。有段时间,身为某国企高管的母亲,一度还想让他转学,因为这个新学校才成立了两年多,她很担心孩子的“学业问题”。

2008年,他决定参加竞选。第一次演讲,他全身都在发抖,脚抖得“几乎站不住”,左手拿的发言稿“抖得哗哗响”,右手“抖得连麦克风都拿不稳”,他好几次用力握拳,试图固定住麦克风,却发现“手有点不听使唤”。原本设计的开场白是大喊一声“大家好”,可他紧张得控制不住声音,一开口就破嗓了,台下的选民嘘声一片,他在台上听得清清楚楚。

“豁出去了,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念了。”时隔一年,这个男孩回忆起当时的场景,看得出有些不太好意思,“反正只是抱着尝试的想法去的,凡事总得有第一次吧。”

克服了初期的紧张后,他觉得和这个舞台“越来越熟悉”。在接下来的几个环节中,他开始逐渐地适应了竞选的节奏,在才艺展示诗朗诵《海燕》中,他甚至做出了一个“在排练时都很难练好”的展翅飞翔的动作。

这个初次参加选举的男孩一直走到了最后一个环节,在全校1719张学生投票中,他以20多票的微小差距,输给了孙晓峰。

在接下来的一年里,黄浩芃并没有闲着。他决心要参加第二年的“竞选”,并成为最后的胜利者。

他开始关注新闻里那些播音员播报新闻的方式,也开始模仿电视上那些政治人物的举手投足。他的“智囊团”,则早早从各个方面对他的“竞选”提出建议。作文好的人帮他修改演讲稿,美术好的人设计海报上的各个细节。甚至,一位演讲顾问会告诉他改正在台上的一些小动作,并纠正他演讲时的语气与节奏。

在11月15日全校竞选日那天,他和“智囊团”抬着自己的大幅海报,到各个班级去“拉票”,一个在音乐方面有特长的“助手”,还带了一支长笛,走到每个班级,都会吹上一曲。

在演讲台上,他说出精心准备的演讲词:“一年前,我与今天一样,信心百倍地站在了这里,我落选了。但是今年我又来了,因为我不想错过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,因为无论是对于我,还是你,无论是对于学校,还是中国,今天都是一个超越平凡的日子,因为在这样的日子里,一颗娇嫩的自由民主的种籽,已经植入你我的心中,并悄悄成长。”

他最终如愿以偿,在最后的全校投票中,获得了1120张选票。新任学生会主席工作很卖力,挑选了“很精干的内阁成员”、“整顿了学生会工作的风气”。他要求助手们每周都写工作计划,在每周例会上共同讨论。

黄浩芃的母亲,对儿子的学业多少有些担心。她希望儿子在“服务好同学”的同时,也能保持住现在“班上第三名”的成绩。毕竟,“无论学生会的工作做得多么好,最后能有好成绩,考上好大学,才是根本”。

但黄浩芃却对自己的未来很自信。他觉得,“在这所学校里学到的东西,无论走到什么地方,都用得上”。

“要鼓励学生成为公民,首先要保证他们能有一个表达意见的畅通渠道”

当了近30年老师,陆平还是第一次被 学生当面批评,而且还是在校长主持的学生会例会上,这让她“当时多少有些不适应”。

事情说来也简单:2009年12月最后一周,陆平主持的学校“公民养成中心”,接连举办了两场活动。学生们觉得这周活动安排过于密集,而上一周却什么活动也没有。于是,在每月末的学生会例会上,有学生会的干部当着校长的面,对此直接表达了不满。

按照会议的程序,接下来,陆平便向学生解释,原本安排义卖活动的第三周,恰好赶上初中学生的月考,为了不耽误考试,才作了这样的调整。并且,她向学生表示,“中心以后在安排活动的周期上,一定会注意频率和方式”。

作为每月一次例会的参加者,陆平直言自己“有压力”,因为“你不知道孩子在会上会说什么”。

的确,这样的会议已经举行了将近5年,在与会教师和学生们的回忆里,会议上的议题五花八门。从“室内球场的通风条件不好”,到“学校鱼池的换水不够及时”;从“教师拖堂,没有按时下课”,到“初三的课程过多,占用了学生社团的活动时间”;从“集会散会后的地面纸张无人清扫”,到“检查厕所卫生的学生,最好注意性别”,几乎囊括了学校日常管理工作各方面的细节。

最为“尖锐”的时候,学生甚至直接对校长本人提出了批评。

有一次开会,李庆明不断地接听手机,有学生便提出:“希望校长能够尊重我们,开会的时候不要打手机。”

李庆明只得放下手机,向学生们解释,刚才的电话,是为了去落实学生们提出的建议。但从此以后,他开会时都把手机调成了静音。

这样的监督与批评,不仅仅发生在学生会的例会上,而且发生在许多更为大型的公共场合。在某次周一的早会上,有学生会记者团的播音员播报了一个小记者写来的稿件。稿件中称,上周的升旗仪式上,有几位老师在交头接耳,“希望这几位老师能够尊重国旗”。

更令人吃惊的是,记者团并非只会批评,孩子们“居然也懂得斗争策略”。在时隔一周的周一集会上,记者团的播音员又播报了一篇稿件,文中称,“在上一周的集会中,那几位老师没有再出现交头接耳的状况,这说明他们虚心接受了批评,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学学习”。

看着这些“小屁孩儿”们在参与公共事务时“严肃认真的大人样子”,陆平有时候也会觉得“很搞笑”。

在她的记忆中,有这样一幕在成年人看来颇为有趣的场景:有一次会议时间延长了,一个三年级的学生会干部,一本正经地看了看手表,然后举手说:“校长,会议的时间已经到了,你看我学习也很忙,我妈妈在外面接我,我能先走吗?”

但在觉得有趣之余,她也深切地感受到,在这所学校里,师生关系确实有了一些“和以前不一样的改变”。她甚至会用“公民社会”和“臣民社会”的区别,来解释这种变化。

“以前的孩子很顺从,将就老师,而老师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,不需要任何解释,”她说,“但现在不一样了,在公民社会里,我们也是为学生服务的,做任何事情,都要公开透明,让接受服务的人满意,这不是很好吗?”

而在李庆明看来,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,正是他追求的教育目标之一:“我们要鼓励学生成为公民,首先要保证他们能有一个表达意见的畅通渠道,鼓励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,这才是公民教育的应有之道。”

“这能让我体会到一种平等和尊重”

在深圳的教育界,李庆明是一个公认的“争议人物”。

在学校老师和朋友们的眼中,这是个“精力超人、多才多艺”的校长。他能用意大利语演唱“具有专业水准”的歌剧,还能画一手漂亮的铅笔画;上大学的时候,他的100米能跑出11.2秒的成绩,至今仍是那所高校无人能破的纪录。在学校里,大到各种规章制度的确定,小到校门口张贴的标语上的标点符号,事无巨细,他都亲自过问;同时,他还兼任着一本全国教育类期刊的执行主编;一忙起来,这个50岁男人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,在椅子上打几分钟的盹,又精神抖擞。

但在许多教育局的领导和同行眼中,这又是个不折不扣的“异类”。在深圳教育界,他有着“疯子”,“狂人”的外号,每年,围绕着他的去留,都有诸如“死定了”、“马上就要被调走了”之类的传言。

自从2004年正式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以来,李庆明一直致力于“在学校上渗透公民意识”,他把自己的公民教育主张归纳为5点:公民人格完善、公德基本伦理、公益服务精神、公共事务参与和公理世界认同。包括“竞选月”和每月一次的学生会例会,都是他一手推行的。

但理论一转化为实践,就出现了种种在旁人看来“很难理解的行为”。引发争议的核心问题是,李庆明作为一个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校长,“不去好好抓教学,却成天搞些乱七八糟的事情”。

最明显的例子就是,5年来,只要没有特殊原因,每天早上7点20分学校开门,这位校长一定风雨无阻地站在校门口向学生鞠躬,并要求学生也对他鞠躬还礼。

“我们总在说要尊重孩子,与孩子们平等相处,但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,来让孩子们直接感受到这种尊重呢?我觉得鞠躬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。”他解释道。

不过,一开始,学生们也很不适应,反应也大不相同。有孩子看到李庆明鞠躬,吓了一大跳;有孩子直接愣在门口,半天反应不过来;还有孩子看着鞠躬的校长,错愕地跑进学校里,连头都不敢回。

学校里的老师们也对这个新任校长的“出格举动”议论纷纷,甚至有人写信到教育局告状,称校长在学校推行“日本式鞠躬”。哭笑不得的李庆明只能翻出《礼记》告诉教师,鞠躬礼是中国自古就有的礼节。

即使是李庆明本人,在刚开始鞠躬时也很不适应。尤其是消息传开,引来了许多家长和路人围观,他一边鞠躬,一边心跳加速,“脸烧得通红”。

但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这个鞠躬的校长,成了这所学校一道感人的风景。有媒体评论称:“近6年的鞠躬,他把孩子们的心鞠得纯粹了许多。”的确,已经习惯了校长向自己鞠躬的孩子们,也用自己的方式,回报着对这个校长的尊重。

有一个低年级的小女生,经常在鞠躬之后,偷偷地往李庆明的手里塞上两颗糖,然后飞快地跑走。

有一个冬日,一个初三的女生走进校门,李庆明向她鞠躬,她也还礼,然后走到李庆明身边,对着他的耳朵悄悄说道:“校长,天气冷了,你要加件衣裳。”

一年级学生袁纵横的家长张红也记得,儿子头一天到学校上学,她送他到学校门口。起初,她并不知道有校长鞠躬这件事,但儿子背着书包走过李庆明身旁时,这个校长照例向这个孩子鞠了一躬。

这个时候,她看到儿子停了下来,想了一小会儿,便转身正对着李庆明,毕恭毕敬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,然后高高兴兴地跑进了学校。

那一瞬间,这个母亲一下子没控制住自己的眼泪。

“我从来没有教过他鞠躬这个事情,但校长做了,他也照着做,我相信,这会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,以后,他长大了,也会同样去尊重别人。所以,我要感谢李校长,给我的儿子上了生动一课。”她说。

今年12月24日早上,李庆明同样站在校门口鞠躬,但多少有些不一样的是,他穿上了圣诞老人的衣服,在向学生鞠躬之后,他还会往学生手里塞上几颗糖。

但四年级学生桑雨晴却对校长的装扮不太满意:“糖是挺好吃的,可他要是能贴上圣诞老人的白胡子,那就更像了。希望他明年改进吧。”

在桑雨晴的记忆中,看上去和蔼可亲的校长,一共和她说过3次话,谈话的内容她已经记不太清楚了,只记得“一次是站着,一次是弯着腰,一次是蹲着的”。

“我最喜欢他蹲着和我说话,其次是弯着腰,最不喜欢他站着说话了,”这个小女孩认真地说,“因为蹲着离我最近,这能让我体会到一种平等和尊重。”

“我们要教育孩子们成为有灵魂、有情怀的公民”

“鞠躬风波”刚刚平息没多久,2006年,李庆明又在学校里做了一件“让人大跌眼镜”的事情,再度引发了一场大争议。

这年暑假,学校里一个男生跳楼身亡。在一向重视安全的中国教育界,处理这类事情的通常做法,都是“家丑不可外扬,低调解决”,但李庆明却决定在学校里举行一场悼念仪式。

消息传开,一下子炸了锅。在很多人看来,让这些未成年人过早地接触死亡,容易造成他们内心的不安和恐慌。还有一个教育局的领导问李庆明:“事情弄大了,万一引来了媒体,到时候收不了场,该怎么办?”

“我只是想让孩子们正视死亡,这样他们才能更加尊重每一个生命。”面对每一个前来质疑的人,李庆明都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。

而悼念仪式的举行,也起到了李庆明期望的教育效果。

这个男孩所在班级的班主任老师,特意选择了一张男孩生前快乐地吹泡泡的照片,“来表达这个逝去生命曾经有过的最为阳光灿烂的一面”。

在低沉的音乐声中,这个班级的孩子手捧着鲜花和蜡烛,缓缓走到教室中央,把鲜花放在正中间,再将蜡烛放置在鲜花的四周,组成心形。然后是一分钟的默哀仪式,整个教室里鸦雀无声。

随后,男孩的班主任念了一首刚刚创作的小诗,来表达自己的悲伤和惋惜,男孩的好朋友们也陆续上台发言,回忆起和小伙伴相处的点点滴滴。

在场的人们都哭得泪眼朦胧,李庆明无意中看见,那位之前提出过反对的教育局领导,也在人群中擦眼泪。

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,李庆明又在学校里组织了全校师生的悼念仪式,他从巴赫的乐曲《Air》中节选出一段52秒钟的旋律,学生们双手十指并拢,低头在心中默默祈福。

如今,这种生命教育已经成了学校的常态。每天的早操结束后,学生记者团便会播报前一天世界上发生的灾难新闻,然后全校学生在《Air》悲伤旋律的陪伴下,举行一个一分钟的静默仪式。

有学生在校内论坛上这样说道:“当自己和父母之间产生特别大的分歧时,我也曾冲动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但参加了"静默仪式""后,我开始明白生命、亲情和友情的可贵,今后我将更加尊重自己的生命。”

这样的留言,让李庆明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。

“我们要教育孩子们成为有灵魂、有情怀的公民。这些悼念仪式,就是教给孩子们这些层面的东西,我可不希望自己教出的学生,是只懂得知识技能、只懂得谋生之道的人。”他说。

“几十年的教育,又教育出多少真正懂得对自己对社会负责任的人?”

无论是“竞选月”、“鞠躬教育”,还是“生命教育”,即便是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,都是“一种很难让常人理解的超前行为”。一名学校老师说,根据自己的了解,教育局领导桌面上关于李庆明的告状信,已经有厚厚一叠了。

但李庆明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,他甚至认为,这几十年来的“德育教育”,已经被历史事实证明,是“完全失败的产物”。

“这些年来,我们的德育教育,总是喊一些假大空的口号,我们几十年的教育,又教育出多少真正懂得对自己对社会负责任的人?”他托了托眼镜,“对学生的要求,不要太高太多,只要他们能做一个好公民就行了———有活力,有自信,有智慧,还有一个最重要的,有情怀。”

这个50岁的校长,对自己的定位,是一个“知识分子型”的校长。在一篇题为《寻找知识分子》的演讲中,他这样写道:“这4年多来,我最关注的就是,如何为一所学校灌输一种独立、自由、高蹈的精神……4年了,我依稀感受到这种精神已经在我校氤氲化生、凝聚成气。为此,我是有些暗自欣喜和欣慰的。我有时甚至得意地认为,即使我离开此地,谁也无法再轻易地抛弃这种自由精神、独立品格和高蹈情怀。”

2007年,学者丁东曾应邀到学校来访问,他旁听了一节九年级学生的历史课。课堂的主题,是4部关于恐怖主义的影片。

根据丁东的回忆,在课堂上,学生讨论起这样的主题———恐怖主义有什么特点?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?人类应当怎样对待恐怖主义?如何看待中国青年前几年为“9·11”事件喝彩的现象?

这些初中生,在课堂上争相发言,各抒己见,成人能提出多少种看法,他们也能提出多少种看法,甚至能提出许多连成人也想不到的见解。而教师的作用,则是引导学生的思考步步深入,“只寻求伦理的底线,不要求统一的结论”。

事后,他十分感慨地说:“这所学校的学生,无论学习成绩、艺术修养、公民意识,都有良好的发育。中国能有100所这样的学校,未来就大有希望了。”